对“后普九时代”教育公平若干问题的思考
当前，我国教育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伴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央再附到地方政府，优先发展教育正在成为现实，教育正在变得越来越有钱。经20年国民经济和教育的高速发展，随着政府教育投入的增加，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农村逐渐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学龄儿童的出生率不断降低，教育在整体已超越极度短缺、贫困的状态，教育外部条件明显改善。
在这一背景下，长期为教育贫困所掩盖的各种教育自身的问题开始显露。这就是说，教育问题正在从外部转向以内部问题为主。教育内部最主要的，一是教师问题。无论普及巩固九年义务教育、促进教育均衡、提高教育质量，教师都是关键的因素。一是教育的体制、机制。教育的供求关系、教育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率、公平性、人民满意的情况等等，都有赖于启动和推进实质性的教育改革。
中国教育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从满足基本需要，到有可能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去追求好的教育；然而，关于什么是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在基本实现普九后如何确定下一阶段教育现代化的目标等等，似乎还缺乏必要的共识。
1、教育有钱之后，应当如何花钱？
许多城市地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近几年的发展，已经大致实现了薄弱校改造、硬件资源的均衡；与此同时，政府正越来越有钱，也越来越愿意为教育花钱。各地都在制定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两种极端的情况。
一是在基本实现均衡之后，一些地方政府又开始打破均衡，重新开始制造学校差距的“教育竞争”。不久前，成都市花2亿元改造一所名牌中学，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批评。制造学校差距的冲动既源于突出重点的传统工作模式，也源于在应试教育格局中深刻支配地方政府教育行为的升学率竞争。这一事实说明，当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均衡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是十分脆弱的，需要警惕重新制造差距的行为。
作为对比，重庆市政府也有“大手笔”，敢为教育花钱。一是一举免除义务教育“普九”欠债，共20多亿，主要是2002年前的欠债。二是一举解决农村代课教师问题，今年经考核后转为公办8000人（全市共有代课教师1万人），约花费2个亿。三是实行教师津贴。由于实行“两免一补”后，教师的实际收入有所下降，为此，重庆市决定为每位教师每年补贴1500元。
教育领域仍有各种积累下来、有待解决的难题。政府强化和扩大公共服务，在力所能及时，无疑首先应当扶危济困，救穷救急，解决影响面最大的全局性问题；而不是给个别学校“锦上添花”。
2、12年免费教育：“儿童优先”还是“高中优先”？
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提出了扩大免费教育阶段的命题。珠海已经率先成为实行从小学到高中12年全免费的城市。珠海市委、市政府决定 “从2007年秋季起，对本市户籍的中小学生实行免费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免书杂费，高中教育阶段免学费”。为此，未来3年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将要增加40个亿。
目前不少地方实行12年免费教育的设计，基本都是向上延申，在高中阶段实行免费。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扩招之后，高中教育成为新的瓶颈，这一选择无疑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然而，作为教育公共政策的设计，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即向下延申，优先发展和普及学前3年教育。
与高中相比，学前教育、幼儿教育的重要性显然被极大地忽视了。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考量，与高中生相比，幼儿是个更为弱势的群体，理应受到善待，正如一个家庭中最小的孩子需要更多的照顾。与高中生相比，幼儿是一个数量更为众多的群体，按照优先面向大多数人的原则，应当优先重视幼儿教育。从教育效率的角度，教育经济学的有关研究已经显示，一般而言教育阶段越低，教育的社会效益越高。1999年OECD的研究报告，称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是“从投资中获益最多的教育阶段”。这与我们关于早期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由于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在许多国家都被视为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福利性。2001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确立了“适龄儿童基本能接受学前教育”的教育目标，提出“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时要体现 ‘儿童优先’原则。”
我国教育发展的重心过高，是一个老问题。由于过度偏重高等教育，致使义务教育的普及滞后，至今尚未全部完成；幼儿教育就更为落后，是我国各级教育中最为薄弱的阶段。2005年的数据，全国近6000万3-6岁的儿童，只有2179万人入园就读，入园率仅为36.3%，在9个人口大国中，分别低于墨西哥和巴西39个和18个百分点。学前一年幼儿的入学率也只有六成多。2006年的这一数据是42.5%，据张力教授的报告，2010年将达到55%；这显然并不符合“适龄儿童基本能接受学前教育”的目标。我国幼儿教育占公共教育经费的比重，一直在1.2%~1.3%的水平；但这一例在巴西是5.1%，墨西哥是 8.9%，泰国是16.4%。在城市地区，虽然入园率较高，但由于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面临体制不健全、管理混乱、收费畸高、发展不均衡等诸多问题，上幼儿园的费用普遍超过上中小学的费用，并出现了不少“天价”幼儿园。
在经济发达地区新一轮的教育现代化建设中，如果能够按照“儿童优先”的原则，提升幼儿教育的地位，将其纳入公共服务的范围，优先普及和发展幼儿教育，实现《纲要》的目标，难道不是可以媲美高中教育免费的同样重要的教育政绩吗？
事实上，教育公共服务的扩大仍有许多方向，不仅是扶危济困，补助弱势人群；教育欠债和需要补偿的地方还很多，除了幼儿教育，还有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社区教育等等，好的公共政策应当是努力弥补那些“短板”，追求各类教育的均衡和协调发展。
3、政府向何处去？
在当前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恢复教育的公益性的过程中，不难看到这种情况：政府掌控了更多的教育资源、承担起更多的公共服务财政责任的同时，行政权力也随之扩张。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校关系。是按照教育现代化的方向，扩大学校自主权，提倡校长办学、教育家办学，还是强化行政权力，维持“教育局办学”？二是对民办教育的态度，在基本普九之后，许多地方的民办中小学正在萎缩和被“边缘化”，民办教育是否还具有重要性？
这涉及的是“政府转型”的命题，即如何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按照建设有限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要求，扩大公共服务，并不意味着扩大行政权力；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并不意味着集中资源、强化行政控制；而意味着建立服务导向，站在消费的立场，对公共服务的结果进行评价和监控，即由“划浆手”改为“舵手”。同时，改变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由直接提供服务，转变为用多种方式和途径满足社会需要，扩大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改善公共服务的品质。教育的选择性、丰富性、高质量，主要建立在学校自主性和活力的基础上，并且靠体制、机制的多样化来保证。
不能不说到对当前教育主要矛盾的认识。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与的矛盾”，从现象上看似乎如此，但这的确只是表面现象。一方面，从事物的发展规律看，教育差距客观存在，永远是短缺的；另一方面，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近年来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为什么在教育机会和“优质教育资源” 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人们的公平感受和满意度反而降低了？显然，问题不完全是由于供求关系，而是分配过程，即新增加的教育机会是如何分配的。让我们正视这一事实：在“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上存在着的以钱择校、以权择校，将用金钱和权力交换教育机会合法化、制度化，才是义务教育阶段恶性的择校竞争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
当前的现实教育问题凸显了先进的社会发展观与落后的教育体制的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落后的教育体制的矛盾。当前，我国改善教育的主要努力是在增加教育投入上，这无疑是必要的。“十七大”报告第六章“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可见，不仅需要优先发展教育，也需要优先改革教育。因为教育领域各种深层次的问题，不是靠单纯增加投入可以解决的。无论是进一步扩大教育资源、解放教育生产力，还是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以及提高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都直接指向了新的制度安排，需要进行实质性的教育改革。
地方政府需要建立新的教育政绩观，在扩大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教育公平从起点的平等向过程的平等深入、改善教育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提供方式、建立新型政校关系，增加教育的多样性、选择性和丰富性等体现新的发展观的方向上，去推进教育现代化，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
（在宁波江东“教育均衡发展与社会进步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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